经济与环境发展关系研究进展与述评

经济与环境发展关系一直备受关注。国内外关于经济与环境关系的研究多年来有不同程度的发展。文章对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研究的基本特征、研究形式进行了探讨。在经济与环境关系的实证研究方面,主要3种表现形式:①对投入产出模型、非线性的扩展型生产函数及新古典经济模型等经典模型进行了应用研究;②以协调发展指标、环境承载力对区域经济与环境的协调发展进行评判;③以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来表现区域经济与环境的关系。未来对于经济与环境关系的研究应该注意:通过采用时间序列和横截面相结合的方法来减少环境数据欠缺的限制;注重经济发展与环境建设的相互作用的研究;注重探究经济与环境背后作用机制;通过拓宽环境指标、模型改进、改变内生缺陷等方式来完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研究。     

新疆“十五”至“十一五”期间影响工业固废产生及排放的主要社会经济因素分析

采用灰色关联分析,找出了影响工业固废量的主要社会经济因素,认为第二产业是影响工业固废的主要因素。第二产业结构比重加大,工业固废量增加。从减少工业固废的角度来看,调整产业结构已是当务之急;环境污染治理投资与工业固废因子关联度最小,说明环保投资已远不能满足环境治理的实际需要,需加大环保投资。     

1949年以来中国环境与发展关系的演变

从IPAT方程出发,发现了环境影响随着经济发展或时间的演变依次遵循三个"倒U型"曲线规律,即环境影响强度的倒U型曲线、人均环境影响的倒U型曲线和环境影响总量的倒U型曲线。根据此规律,可以将该演化过程划分为四个阶段即:环境影响强度高峰前阶段、环境影响强度高峰到人均环境影响量高峰阶段、人均环境影响量高峰到环境影响总量高峰阶段以及环境影响总量稳定下降阶段。在环境演变的不同阶段,主要驱动力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在环境影响强度高峰前阶段,资源消耗或污染物排放增长更多地由资源或污染密集型技术进步驱动;在资源消耗或污染物强度高峰到人均资源消耗或污染物排放高峰阶段,主要由经济增长驱动;而在人均资源消耗或污染物排放高峰到资源消耗或污染物排放总量高峰阶段以及总量高峰以后的发展阶段,则主要由节约高效技术或污染减排技术进步来驱动。实证分析表明,中国目前环境与发展关系基本上处于经济增长主要驱动的环境影响强度高峰向人均环境影响高峰过渡阶段,这同时意味着中国要在短期内实现人均环境影响和环境影响总量高峰的跨越是异常困难的。     

环保型中小企业借贷环境分析

在经济多元发展的新历史阶段,环保型中小型企业作为正在蓬勃发展和活跃市场的重要经济个体,可以优化产业经济结构,推动循环经济发展.本文从软信息与关系型借贷研究入手,针对目前环保型中小企业财务信息不甚清晰、抵抗外界经济冲击能力有限和融资渠道特殊等特点,建立博弈模型,深入分析完全信息和不完全信息条件下,小额贷款公司与环保型中小企业客户之间的借贷关系.通过整体构建基于软信息特征的制度化信用风险控制准则,最终达到合理满足环保型中小企业激增的特殊融资需求.研究结果表明:以关系型借贷理论为依托,为满足各自的市场需求和利益保障,需要充分考虑环保型中小企业贷款客户的各类软信息,建立符合软信息时效性的信贷流程,决策权相对集中的组织结构和面向软信息收集的正向激励机制,从而实现对环保型中小企业客户贷款信用风险的有效控制,最终达到完善区域信用环境、支持中小企业发展和活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多重目标.     

沈阳市经济发展演变与碳排放效应研究

正确认识城市碳排放状况,研究确保城市经济快速发展的碳减排有效措施,对促进城市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制定各种环境经济政策、确保环境社会协调发展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论文基于热红外遥感、GIS 和大气扩散模型技术,提高了城市碳排放空间分布的模拟精度。在此基础上,分别采用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迪氏对数指标分解法（LMDI）和系统动力学（SD）模型,分析城市经济发展与碳排放之间的耦合关系和演变态势,通过碳排放分解分析研究影响碳排放浓度变化的因素,以及城市三次产业对碳排放的生产效应、结构效应和强度效应,模拟自然发展模式和调控发展模式两种情景下城市经济发展与碳排放的发展演变趋势。研究结果表明：1989—2008 年期间沈阳市碳排放与人均GDP拟合曲线符合N型特征,沈阳市的年均碳排放已经跨过了转折点。经济增长是导致沈阳碳排放增长的主要因素。1999—2010 年沈阳市第二产业碳排放的生产效应最大,三次产业的强度效应对城市碳排放都有抑制作用。2013—2020 年调控发展模式下的城市碳排放呈下降趋势。调控管理在保证经济稳步增长的同时将有利于沈阳市碳排放的有效抑制。     

丹东市大气颗粒物质量浓度变化特征及其与能见度的关系

利用2008年丹东沙尘暴监测站的ρ(PM₁₀₎,ρ(PM_2.5)和ρ(PM₁)监测资料,探讨了丹东市大气颗粒物质量浓度的变化特征及其与能见度的关系. 结果表明:由外来源经中长距离输送引发的沙尘中携带了大量的粗颗粒物,而细颗粒物所占比例相对较少;可吸入颗粒物质量浓度具有明显的季节变化特征,冬季最高,夏季最低,春季、秋季居中;丹东粗颗粒物质量浓度较低,但粗颗粒物中细颗粒物所占比例却非常高;颗粒物的粒径越小,其对能见度的影响就越大.      

京津唐地区臭氧时空分布特征与气象因子的关联性研究

京津唐地区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城市化的不断推进,臭氧污染呈现加重的趋势,深入了解臭氧浓度时空变化特征及其变化驱动机制是采取科学有效防控措施的前提和基础.本研究针对京津唐地区近地面臭氧浓度快速增加的2016年,利用卫星遥感反演数据、地面每小时监测数据及气象观测资料,分析探讨了近地面臭氧浓度时空分布及与温度、压强、蒸发量、风（风速和风向）等气象要素的耦合关联关系.结果表明：京津唐地区近地面臭氧浓度每日7：00左右最低,午后达到最高;夏季臭氧浓度最高,且略有分区差异（北京呈现单峰型,6月臭氧浓度最高,天津和唐山呈双峰型,峰值分别出现在6月和9月）,冬季浓度最低,12月达到最低值.全区各季节浓度空间分布趋势较为一致,均呈现从西北向东南逐渐降低的趋势.影响京津唐地区近地面臭氧浓度的首要气象要素为温度,二者呈较大的正相关性,臭氧浓度与近地面压强存在一定的负相关性,而与蒸发量具有较小的正相关性,与风速、风向的相关性较为复杂,表现出明显的地区和风向差异性（在偏南风和强风条件下较易出现高浓度臭氧）,全年臭氧浓度与风速相关系数极低,呈不相关.全区分区（建成区与非建成区）近地面臭氧浓度与温度、压强、蒸发量、风速等的关联相关特性,虽然北京、天津和唐山各略有差异但基本一致.在不同气象要素分级组合协同条件下,臭氧浓度与温度、风速的相关性明显显著于其与蒸发量、压强的相关性,且存在在高压、较低蒸发量的气象条件下,臭氧浓度与温度的相关性随风速的增强（或减弱）而降低（或增强）,与风速的相关性随温度的升高（或降低）而减弱（或增强）的普遍现象;对于压强和蒸发量而言,臭氧浓度与二者的相关性普遍相对较低,且趋势特征不明显.     

苯并(a)芘神经毒性研究进展

苯并(a)芘(BaP)是一种广泛存在于环境中的多环芳烃,具有致癌、致畸、致突变性。目前BaP的神经毒性研究零散而不深入,本文主要总结分析了BaP的神经毒性表现,简要介绍了BaP诱发神经毒性呈现的剂量-效应关系,进一步系统阐述了目前研究中发现的可能分子机制,包括BaP诱导神经递质及其代谢物含量的改变,相关DNA及蛋白质的损伤,抗氧化系统及线粒体的改变等,以期为进一步研究提供参考。     

ISM在事故原因层次分析中的应用

基于复杂系统结构特征的分析方法和模型,对事故原因进行分类,将事故的9类常见原因分为5类,通过事故原因之间的影响关系,可生成达成矩阵,从而明确了不同层次之间的关系,并对同一层要素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关联分析,该项研究为事故预防提供了一个新途径,对提高企业的安全管理水平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Employee responses to employment‐relationship practices: The role of psychological empowerment and traditionality

In studying the effect of employment‐relationship practices on employees, research has largely ignore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both cross‐culturally and within cultures. In this study, the authors examine 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middle managers' traditionality, a within‐culture value orientation regarding submission to authority and endorsement of hierarchical role relationships, on their responses to an organization's employee–organization relationship practices. Based on social learning and social exchange theories, the authors expect the more traditional middle managers to respond less positively in terms of their performance and commitment to high levels of expected contributions and the associated psychological empowerment but respond more positively to high levels of offered inducements. Using a sample of 535 middle managers from 40 companies in China, the authors find support for all hypotheses except 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traditionality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offered inducements and performance. Additional analysis reveals that less‐traditional managers responded to economic rewards (but not developmental rewards) with higher job performance. The paper concludes with a discussion of implications for research and the practice of employment relationships. Copyright © 2014 John Wiley & Sons, Ltd.